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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解放載著青年下鄉去

          來源:濰坊晚報   發布時間:2022-11-20 14:21:15

            
          團中央向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授旗。

            1975年高中畢業后,作者參加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知青們坐著顛簸的大解放卡車,懷著豪邁的心情,耗費三個半小時抵達諸城縣昌城公社前官莊村。在這里,知青們沒怎么受難為,還跟帶隊干部斗酒,設法將其灌醉。

            臨行收拾行李 母親給了15元錢

            真正意義上的上山下鄉始于1955年,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楊華、李秉衡、龐淑英、李連成、張生五人向共青團北京市委提出到邊疆區墾荒。8月16日,《中國青年報》頭版發表了這篇由這五人共同署名的要求發起組織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的申請書。15天后,8月30日晚,以楊華為隊長的60名青年組成了“光榮的第一隊”——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登上了北上的火車,經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鶴崗市,到達與俄羅斯一江之隔的蘿北,在茫?;脑Q起了中國青年志愿墾荒隊的第一面旗幟。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后期。“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

            我高中畢業時,下鄉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我是濰坊二中高十六級的學生,1975年7月5日畢業后過了一段很逍遙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父親回家對我說,準備一下,過兩天下鄉。

            被子和褥子卷起就可拿走,母親只是用粗布縫制了一個草褥子罩。農村不缺麥秸草,往里面填就行,鋪在棉褥子下冬天可保暖。父親單位為支持子女上山下鄉,發放了臉盆等洗漱用品,外加一只暖瓶。母親還把她和父親結婚時用的一只柳條包給了我,放點衣服被褥。

            下鄉前,被分在一組的知青們還見了一面,大家到集合地點一看,都忍不住笑了:我跟其中3個人(兩男一女)同校同級不同班,還在一個大院里住。剛選出的組長拿出一張票說:“機關為表示關懷,給每個知青組一件海軍棉大衣,10元錢,不用布票,誰要?”我很眼饞,但沒好意思開口。這時,同院的一個男同學出手了:“都沒要的我要。”到現在我還記得海軍藍棉大衣的英武。多年后,我從武裝部淘得一件海軍馬褲呢大衣,才算撫平了當年沒得到海軍棉大衣的懊惱與不快。

            不久后的一天,徹底改變了“大衣同學”的命運。上級通知,一個家庭可留一個子女在身邊,還安排工作。這“大衣同學”真走運,大哥已當兵在外,他排行老二,就留在父母身邊,不用下鄉吃苦受累了。臉盆、暖瓶可留下自用不說,還憑空掉下件海軍棉大衣。同院的女同學情況相同,也沒下鄉。

            臨走前夜,母親給了我15元錢。這是我長這么大頭一次擁有的最大的一筆錢。從此,家里再沒給過錢,我更沒要過。

            坐卡車心情豪邁 顛簸中站一上午

            初定于8月中旬走,因下大雨發洪水,到諸城的路段多有垮塌,出發延后,拖到8月30日才成行。這天,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停在集合點,我所在的知青組七男兩女,共九人,一個個爬上車,一路向南而去。

            雖說這一天沒有歡送人群,沒有鑼鼓喧天,沒有父母哭送,也沒兄弟姐妹道別,但在這之前的8月10日,昌濰地區召開了“1975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歡送大會”,領導講話熱情洋溢、知青表態信心滿滿。會后,還舉行了3萬人的夾道歡送游行儀式,場面很是熱烈、感人。

            我仍覺得自己還小,還沒意識到自立的人生已開始了。

            坐上這三面只有擋板的解放牌大卡車,真有點雄赳赳氣昂昂“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的感覺。上車后,我沒坐在自己的被褥上,而是站在緊靠駕駛室的前擋板處,一直站到下鄉的村莊——諸城縣昌城公社前官莊村。以后,我乘坐過各種更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但都沒有當年站在大解放卡車上的豪邁感。

            由于路況差,大解放卡車看似顛狂,實則霸道,不管水溝是深是淺,水坑是大是小,加加油門就過去了,就是慢點而已。從早上8時開拔,到中午近11時30分才到,足足用了3個多小時。

            到了前官莊村,街面平平靜靜,村支部書記領著幾個村干部早已在大隊部等候。大隊部是座小院,也是臨時知青小院。

            村干部幫我們卸下不多的行李,我們組七個男知青住大隊部中間互通的三間,兩個女知青住隔壁一間。村干部陪我們吃飯后,說了一下分到生產小隊的名單;又說,明天都休息,各人整理一下,后天一大早,各生產小隊來領人。沒有歡迎標語,沒人圍觀,有點冷清,幾個村婦隔著大門,探頭看了幾眼,回身就走了。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們過得還行。

            閑暇之時拼酒量 設計灌醉帶隊干部

            不久后的一日,不知誰發現了村里給我們接風時剩下的一瓶諸城老白干。帶隊干部邊瞅酒邊說自己酒量如何了得。年輕氣盛的組長不服氣,非要比試。不怕事大的同學也在一旁挑唆,我順手抓起酒,讓兩人開始比試。我讓組長先喝,趁機把酒放木箱頂邊條高低處,向箱里傾斜,在面向自己的酒瓶標簽處劃一條橫杠;再擺正時,瓶里的酒就比橫杠高出一截,正好輪到帶隊干部喝。如此一來,帶隊干部不但喝了自己的,還把每次高出的一截酒也喝了,等于喝了組長的一部分。一來二去,帶隊干部反復把多出的酒硬生生灌下去。原本規定一口酒只能吃一顆花生米,帶隊干部頂不住了,想吃兩顆,我們就起哄:“肴客,肴客。”帶隊干部酒醒后直呼:“不對,酒不對呀。”誰曾想,內部出了“奸細”,把我的小把戲供出去了。由此,帶隊干部便總覺得我心眼多,在組中的位置也明顯提升了。

            從1975年8月30日來前官莊村,加上半年后根據公社指示搬遷到徐家河岔村的兩年,這段時期的知青生活給我刻下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

          責任編輯:邢敏

          在浴室里嗯啊好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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